兩岸史話－清末建設台灣有功的陳星聚

2017年03月13日-14日 (轉載旺報)

文／廖俊傑

清末建設台灣有功的陳星聚——實際上是台北首任知府

 

編者按：清末建設台灣的代表性人物首推劉銘傳，然而台灣開發的過程，也有賴其他用心經營的好官良吏。本文作者廖俊傑為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理事長，詳細記敘台灣開發史中台北知府陳星聚的治理事蹟，值此陳知府200歲誕辰的日子，適逢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50周年，特別刊載此篇，讓讀者認識台灣篳路藍縷開發歷程中，俱有貢獻的無名英雄。

淡水設廳是在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到了1873年陳星聚接任時是第111任，140年來共換了110位同知，任期都極短，不是政績太差被貶，就是病亡，或者幹不下去早早求去。為何如此，就是因為這個官難幹。

       在台灣的開發歷程中，做出貢獻的人很多，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劉銘傳，他對台灣現代化確實有所貢獻，可以說是清末台灣開發史中的代表性人物。

說他是「代表性人物」，最主要是因為劉銘傳來台到擔任台灣巡撫前後共7年，第一年並忙於抗法戰爭。而台灣建設，尤其是北台灣相對較遲，從篳路藍縷到略有規模，不是數年可成，也非一、二人之力可及，確實是多人長期努力的成果。台人只知有劉銘傳

而劉銘傳作為台灣最高行政長官，總綰所有建設的成果，說明了他的「代表性」，代表日據以前清末對台灣建設有功勞、有苦勞的一批官員，因此，台灣民眾都只知有劉銘傳，不知其他，故使一些歷史人物凐沒，也使台灣的開發史不夠周全。

以北台灣來說，曾在淡水苗栗之間任官的台北知府陳星聚，他的貢獻和勞積亦多，可惜知曉之人極少，研究者亦少，實在十分可惜。今日（3月13日，農曆2月16日）是陳星聚200歲誕辰的日子，適逢今年也是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50周年，我們有必要來認識並了解台北知府陳星聚，這也是「不使青史盡成灰」的第一步。

       陳星聚於1817年2月16日（農曆）出生於河南臨穎縣陳村的一個沒落士族之家，從小過著耕讀生活，直到33歲才鄉試中舉，正準備向進士一途邁進時，發生了捻匪之亂，於是他在鄉里間組織了「團練」保鄉衛土，前後十餘年，因為保土有功，以軍功保舉知縣，被選派為福建順昌縣知縣，終於走入仕途，不過這時已48歲，距中舉也已15年。

此後，陳星聚在福建為官前後8年，共擔任5個縣的首長，包括順昌知縣、建安知縣、閩縣縣令、仙遊縣令、古田縣令，這幾個地方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，就是地瘠民貧，且民風驃悍，治理相當困難，但陳星聚盡一切力量將這幾個縣治理的十分成功，考績卓越，還被賞戴花翎。1873年8月，陳星聚獲拔擢出任台灣淡水同知，辦公地點在新竹縣，當時陳星聚已57歲了。

        同知的官階是正五品，陳星聚無絲毫背景卻能從正七品的知縣躍兩大階接任，一方面說明了陳星聚確實官聲極佳，也能耐操，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淡水同知這個官不好當，沒人敢當、沒人願當，從一個數字就可以看出來：淡水設廳是在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到了1873年陳星聚接任時是第111任，140年來共換了110位同知，任期都極短，不是政績太差被貶，就是病亡，或者幹不下去早早求去。為何如此，就是因為這個官難幹。工作艱苦可見一斑

淡水同知這個官稱全名叫「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」，其管轄地區自今天大甲溪以北到淡水、基隆，轄區奇大，但開發程度很落後，比起陳星聚在福建任職的個縣更加落後，其工作之艱苦可見一斑。

       陳星聚於1881年65歲時接任台北知府，但自1875年底清廷准設台北府之後，共派了3任知府，其中任職最長的林達泉就任僅7月即病逝，餘均任期甚短，且並未到台北任所，因此陳星聚接任時己代理知府4年之久，所以也有人認為陳星聚是實際的「首任」台北知府。

 

 

      陳星聚知道教育極為重要，因此在興建台北城時，規畫了文廟、儒學、登瀛書院，貢院等教育設施，但他也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計，緩不濟急，應該還要輔以其他的教化方式，因此也規畫建設了大天后宮（媽祖）、聖王公廟（廣澤尊王）、城隍廟，以「獎善懲惡」的傳統宗教思想來威懾百姓，他每年都親自祭祀文廟和城隍廟，以彰顯「幽明共治」的理念。

新設的台北府轄區自大甲溪以北至淡水、基隆，另增加宜蘭的蘭陽平原，官階為正四品，可見當時清廷已注重北台灣的開發建設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陳星聚從踏上台灣到1885年6月22日病逝台北知府任所，期間共12年多的時間，可以說都是在治理建設北台灣（苗栗以北），以及興建台北城。

治理北台灣比起他在福建為官難度多了不知多少倍，首先，雖然有轄區，但行政體制和規章卻窒礙難行，因為清末台灣，北台灣的開發較南台灣落後許多，而淡水和基隆則因港口和礦產十分興隆，卻也充斥各色人馬競逐利益，並有外國勢力的覬覦。

儒術治台大興文教

       在落後和逐利之間，他的主要任務就是「撫民」、「拓墾」、「理番」，當時的台灣民眾受教育的不多，可說是化外之民，治理極難，而要撫民就要建立人丁及地籍資料，這是從無到有且難上加難的事情，很難得到民眾的配合；而地方開發不足，必須加強拓墾，拓墾就涉及利益，也會造成與生番的衝突；面對語言、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生番，治理又是一項艱難萬分的使命。陳星聚不畏艱難，一步一步推進。

        陳星聚在福建以儒家思想治理縣政，把國家、社稷、人民置於第一位，因此被沈保楨譽為「純儒循吏」，陳星聚在北台灣的施政延續了同樣的風格和精神，但當時北台灣社會環境紊亂，規章制度無法普及民間，依循規章也未必就能治民、撫民，所以根本無法行禮如儀，陳星聚又拿出儒家思想，循循善誘，多管齊下。

      他知道教育極為重要，因此在興建台北城時，規畫了文廟、儒學、登瀛書院，貢院等教育設施，但他也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計，緩不濟急，應該還要輔以其他的教化方式，因此也規畫建設了大天后宮（媽祖）、聖王公廟（廣澤尊王）、城隍廟，以「獎善懲惡」的傳統宗教思想來威懾百姓，他每年都親自祭祀文廟和城隍廟，以彰顯「幽明共治」的理念。

      台北城的興建，又是一個故事，首先是選址的問題，當時大稻埕和艋舺都已發展成相當規模，都在爭取做為府治所在，但為避免兩地又引起紛爭，且考慮到需要民間挹注建城經費，陳星聚大膽而有創意的決定在大稻埕和艋舺之間偏東築城，但因此地原為水田，地質潮溼，又經過兩年的時間種竹夯土，改善地基，期間陳星聚規畫城內街廓，號召民間認購籌資，他並自捐款項，充做興建文廟（孔廟）之資。

      1882年正式開工，實際規畫是陳星聚，執行的是台灣兵備道劉璈，他們兩人都是湘軍左宗棠器重之人，但劉璈官階大他一品，在建城上他必須聽命於劉璈。

1884年台北城完工，同年法軍艦侵擾基隆，中法戰爭延燒到台灣北部，劉銘傳派到台灣督辦軍務，在基隆一場戰役中清軍大勝，劉銘傳卻反而退兵集中全力堅守淡水，這樣的軍事布置引起極大爭議，陳星聚和劉璈也大不以為然，一再力爭要奪回基隆，與劉銘傳產生極大嫌隙，擴大了湘淮兩軍的磨擦（劉銘傳系屬淮軍），並鬧到清廷御前。

      中法戰爭戰勝的隔年1885年5月，劉璈遭劉銘傳彈劾並革職，陳星聚又獲報清廷在戰勝之後，仍與法國議和，悲憤之餘，舊疾復發，於6月22日病逝於任所，家人扶柩歸葬老家，清廷追贈為三品道台。1889年，陳星聚墓園落成，家鄉「陳村」改名為「台陳村」，以紀念陳星聚在台灣任職12年多的功績。死後追封三品道台

      陳星聚於抗法戰爭結束的次年死於任上，可說是死得其時，死得其所，死後並獲清廷追封。台灣兵備道劉璈就沒有這樣的福氣，被流放到黑龍江，最後並死在黑龍江。

      陳星聚沒有留下任何台灣12年的相關文字，而老家台陳村墓園又在50年代及文革時兩度遭到破壞，家中所存資料也付之燬損，只賸陳星聚任職北台灣12年多的行政文書，存於「淡新檔案」的浩瀚文牘之間，史料的耙梳和研究備感困難，這也造成百餘年來陳星聚在台灣開發史當中日漸沉寂消失，死未留名，寧不可惜、可嘆！ (轉載自旺報)

 

 

台北城主城門為承恩門（北門）設有陳星聚所題「巖疆鎖鑰」四個字。（作者廖俊傑提供）